编者按
本期深度周刊将目光投向读书这件事。我们走访了做书的人，他们依然相信书籍的力量，想做“能够流传下去”的书籍，选择出版行业好像是在“漂泊中有了依附”。我们走访了多家实体书店，去了解卖书的人，在线下书店融入人们生活的书店3.0时代，书依然是主角。同时，在济南，我们找了几位身边的普通人聊了聊，谈谈他们的读书感想与收获。
一本书的诞生，需要做哪些准备呢？也许不同的人会给你不同的答案。
从作者、译者、编辑、校对到排版、印刷、发行，这些出现在图书版权页上的名字都有着其独特的含义。近期，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跟随出版人的脚步，走近“做书人”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郑芷南 郑晓彤
作与编
“过去，我有个很天真的念头，写不出编辑想要的书，那我就成为编辑。”阿兰说。
阿兰，34岁，资深编辑，从业近10年。在进入出版行业前，她也曾是个青春文学写手。“大学期间，我向一些杂志投稿，稿子常被收录。”阿兰回忆，因为不满足于自己的作品被“东一篇、西一篇地零散放置”，她起了想要出书的念头，“我向几个出版社投了我的作品，收到回信的寥寥无几。唯一愿意跟我沟通的编辑，还让我把作品大改一通。在改了几版后，编辑老师仍不满意，我甚至因此气急败坏过。”
阿兰说，那本让她气不过的“书”，却为她打开了出版行业的大门，“那本书出版以后，市场反响很差，现在看来就是‘赔钱书’。当时我不这么想，总觉得书没火，跟编辑有很大关系。我就撂下狠话说，‘我要当编辑，出版属于我的书。’”
做一本书，不是件容易的事。阿兰说，她做的第一本书是本“包销”2000册的“非市场书”，虽然她前期也做了不少准备，但在定稿过程中，她还是与作者发生了不小的摩擦，“作者嫌我乱改，说我改动的地方破坏了内容结构……更难听的话都有。但我一直都有按老编辑说的去做，尽可能地尊重作者的语言习惯和内容表达。仅仅是对一些章节之间存在逻辑不明、段落表达不清晰，或者是有其他方面有常识性错误的问题进行小删改，其他的我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地改动，但当时作者还不满意，我几次上门拜访，都吃了闭门羹。后来，在社里一个老编辑的调解下，这事才算圆满解决。一波三折，在拿到最后的样书时，我激动到落泪。”
阿兰告诉记者，从业多年，她遇到的“有个性”的作者并不少，吃的闭门羹也不计其数，“但最后，那些难题都一一解决了。原因无二，作者和编辑并不是天生的仇敌，两个人都是在做书，都是想把同一本书做好。”
一场接力
像阿兰说的，做书好似一场接力。
汤汤，独立出版人，中信出版社前资深策划。在她看来，做书是个慢活。
汤汤说，前段时间曾有个朋友向她咨询，出版一本书需要多长时间？她想了想回答道：“如果书稿‘齐、清、定’，可进入编辑流程的话，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朋友当时的一句话，让汤汤深思了许久，“他说‘原来做一本书需要这么久’。可事实上，一本书所需要的时间远大于此。图书出版是个过程，可能大家习惯了快餐化的生产，总觉得做什么都很快。但做书不是这样，也不能这样。”
据汤汤介绍，在图书出版中，除了选题策划、作者写稿，还有多个环节——编审、校对、内文确定、排版、装帧设计……“简单来说，图书行业包括出版、印刷、发行、物资贸易四个环节。”她以出版环节为例，提到了在出版工作中的核心流程三审三校，“这有些类似某个纯净水广告——27层过滤，每层过滤只会让水更干净，而不会增加新的污染成分，最终达到纯净水的标准。三审三校的目的，也同样是为了让书稿的问题逐次减少，最终达到可以出版的标准。”
文稿编辑蔚蓝说，如果图书一旦上市，“所有的错”都将无法修改，所以在此之前，编辑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尽可能地消灭一切错误”，这其中所花费的时间就自然容不得半点的挤压，“容错率很小，因为国家规定出版物的差错率是小于万分之一。而且为了保证图书出版环节的流畅性，我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出色地完成编审和校对任务，慢做书也就体现在编审校对的细节上。”
能留下来的东西
“到了我这个年纪，那些浮云的东西并不值得我去追求。”清华大学出版社儿童分社社长曹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做书20余年，她想做的书是“能够流传下去”的东西，“那些书，不管是给我的孩子，还是给大家的孩子去看，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曹敏拿《鼹鼠的故事》一书中的“鼹鼠和电视”的小情节，举了个很通俗易懂的例子，“书里讲的是电视刚出来时，给人们休闲生活所带来的弊端，这跟现在的手机等电子设备是一样的，警惕成瘾、警惕不良影响。虽然这是50年前的故事，但它在今天一样有着普适性的教育意义，这就是我所想要表达的。经典作品所能留下来的是永不过时的。”
“萌新”秦雯似乎对出版中“能留下来的东西”有着不一样的看法。三年多来，她在国内某知名出版社，从事社科类图书的营销编辑工作。她说：“做书是份永远鲜活的工作。——不过时、不落伍、不老去。”
起初，毕业后的秦雯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也曾尝试着去接触过一些时下热门的行业，“新媒体、互联网我都试过，但似乎都浮于表面，让我觉得扎不下根。”她说，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油然而生的空虚感让她倍感焦虑，但每当翻开书，她都会觉得“漂泊中的我好像有了依附”，几经辗转，秦雯进入了出版社，并选择了留下。
她说，在进入出版行业后，她接收了海量的新东西，“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学习，总觉得能留住、要留下的东西还有很多，出版编辑是项‘杂家’的工作。除了做书，像新书的内容要了解、推送的过程要清晰、对接的方式要准确等等，每项都在推着我往前走，它并不只是具有挑战性。”
“这是我的兴趣所在，当我真正接触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可能就要围绕它走下去了，不管我身在做书的哪个环节。”秦雯说，只要她不离开书，整个人的状态、精神都是饱满的、丰盈的。她也想要在这个行业里，创造那些所能保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始终相信书”
谈及做书，出版行业的每个参与者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
秦雯说，在她进入出版社时，曾遇到类似“图书不是不行了吗？”“出版不是在走下坡路吗？”的质疑，“也许当初的我动摇过，但现在的我只想说，误解源自不了解。像我老师常说的一句话，图书是人类智力成果的展现，而我们通过书来记录、保留文化，不管以何种形式，它一直存在，就整个出版行业、整个做书的人群而言，大家都在小跑着前进。”
从纸质图书的精细化发展，到电子书、有声书的多样呈现，从图书周边开发，到图书售卖形式的深度发掘，做书人关于“书”的探索从不停歇。 山东文艺出版社数字出版部主任孙运宋告诉记者，新形势下，传统出版人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冲击和考验，“但从目前行业内所做出的反应来看，大家的步子都是迈开的、大步向前的，尝试电子书、有声书，积极求变，这是一种基于对出版行业原生力量的自信和肯定，我们觉得它会更好。”
某国营出版社数字出版编辑阿纯表示，她身边的“做书人”也都体现着朝气，“这种朝气不仅源自热爱，也源自于对这份工作的肯定和执著。虽然不同年龄段的出版人在做不同阶段的事，但每个人都在求知，都在尽可能地去把书做得更好。像我身边，六零年代的老编辑一样可以跟九零年代的小萌新一样可以为了同一本书畅所欲言，无障碍、自由交流，这是一种年轻化的交流，是基于对行业生命力的无限挖掘。”
阿兰说：“我们始终相信书，这并不仅仅是一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