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包水饺、贴窗花、布置房间，每当过节的时候，菏泽单县一家精神康复医院里就会出现这样的场景，这家医院也通过短视频为大家所熟知。
单县位于四省八县交界处，这家医院里的患者也来自各地。“他们只是暂时病了。”医院行政院长张善龙说，他们和得了其他疾病的病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和其他病人不一样的是，很多病人都是大夫上门“请来”的，除了治病以外，医院还要帮助他们重返社会。
◎文/图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郑芷南 金立红发自菏泽单县
患者在和医护人员互动娱乐
有点不一样
单县精神康复医院位于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东南方向，总占地面积87000平方米。这家医院的行政院长张善龙是济南人，35岁，在距离家乡两百多公里的单县精神康复医院已经工作了五个年头。他告诉记者，接受采访的主要原因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精神病患者这个“小众”群体。
2016年，张善龙来到这家医院工作，彼时正赶上单县精神康复医院扩建， “人们对‘精神病’这个词有歧视，所以我们在扩建的同时，将‘单县精神病院’改名为‘单县精神康复医院’，让人们更容易接受。”
张善龙用密码卡刷开了重症病房的门，室内装修主色调是暖色的，墙体为绿色的环保墙板，南北通透。活动室内，有的病人在看电视，有的病人在打扑克，有的病人在接受治疗。张善龙说，他去过很多精神病院，里面基本都有防盗窗防盗网，但在这里一律没有。
洗漱间里，一排排牙刷杯、毛巾和脸盆排放整齐。张善龙告诉记者，所有患者住院期间洗漱吃饭、吃药治疗、活动、睡觉，时间都是固定的。在治疗间隙，每逢节假日医院会组织患者包饺子、开茶话会、搞晚会，丰富患者在院的娱乐生活。
食堂内，映入眼帘的是几口大铁锅，每个锅灶旁都有厨师在忙碌，每天两菜一汤，当日炒的菜是猪肉炖白菜和土豆丝。医院内职工和患者总共近一千人，大家分开就餐，每个病区都有职工餐厅和患者餐厅。张善龙说：“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但是每天的菜不一样。”他又补充道，这里的患者大多数都来自农村，我们基本每餐都有肉，保证患者的营养摄入，“很多患者刚来住院的时候很瘦，住着住着就变胖了”。
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
门诊的他和她
门诊大厅比较空旷，陆续有人来找当日坐诊医生荣伟拿药。来门诊拿药的大部分是“老病号”，他们在这里治疗一段时间稳定以后，就回到家里靠吃药维持。
每当再次来到医院时，医生会根据其病情的变化更换新的药物。这家县城精神病医院里住着六七百名精神疾病患者，有的是当地人，有的来自周边县城，还有从河南、安徽等地赶来的患者。“可能在一线城市住院一个月要花费一两万块钱，同样的治疗，在这里一个月的花费经医疗保险报销后大约两三千元。”张善龙说。
单县卫健局疾控股工作人员沈洪青告诉记者，在周边范围内，单县精神康复医院排名较为靠前。“最早的时候，菏泽有包括单县精神康复院在内的三家精神病医院。”张善龙说，单县精神康复医院最初为当地的卫生院，开展精神科治疗大概在1985年左右。
记者采访时，门诊大厅里，有一位佝偻着身子的老太太独自来到医院，给家中老伴拿药。因为不识字，也记不住药物的名称，她的手里一直拎着装有空药盒的袋子。其实老伴的药早就该来拿了，但是赶上秋收，她晚来了好多天，直到老伴的病情又有了加重的症状。荣伟询问她老伴近期的一些表现后得知，老太太担心吃多了药物不好，自己给老伴减少了药量——本来应该一次吃两片，结果改成了一次一片。
“老太太文化水平比较低，她不懂这个病。”对这种情况，荣伟虽口头有些责备的意味，但也表示理解。但事实上，农村有很多精神病患者或者家属意识不到按时按量服药的重要性，荣伟说，私自减少药量或者不按照医嘱服药会导致病情加重，还会给病情诊断带来难度。
荣伟一天能见到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其中患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多，而这些人大多是被家属强行带来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他们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发病以后会错误地认为自己只是脾气比较大。”而其他病症，因为有痛苦体验，所以愿意来到医院就医。
治疗过程中的患者
他们只是暂时生病了
实际上，在这所精神病院里，住着很多孩子。他们或是抑郁症，或是幻听，还有的是较为严重的躁狂症。
“很多患者是非常聪明的。”张善龙回忆，有个女孩子，在学校每次考试成绩都是班级前五名，但是焦虑，非常在意考试的成绩。“在家的时候，她闹着要去学校。到了学校，又闹着回家。只要考不到第一名，她就会自残。”目前，女孩已住院治疗了三个月，精神状态有明显好转。
在心理康复病区儿童青少年病区的走廊里，有几个青少年在诊室外等待心理测试。荣伟回忆，有个在外地读书的大学生患了抑郁症，担心在学校上学期间犯病会被同学议论。于是每逢假期，他的妈妈便把他送到这家医院，假期结束再来接走送回学校。
张善龙身边的很多人知道他在精神康复医院上班后，身边的人会有不解。他每次都耐心解释，“他们只是暂时生病了，只要及时及早通过系统治疗后，他们也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张善龙不想大家一提到精神病人就觉得他们“另类”。为了改变大众对于精神病患者的认识，张善龙带着几个年轻的医护人员开始在网上发布一些视频。
视频里，多是病患和医护人员互动的场景。中秋节，大家坐在一起包水饺，春节大家一起贴窗花，布置病房。更多的时候，则是年轻的医护人员想出或温情或搞笑的创意，再由大家一起完成。“网上流行什么，我们也会‘跟风’拍一下。”张善龙说，这些视频在引起大众关注的同时，也给患者带来了快乐。
“视频最初是以科普的性质来拍摄，后来发现关注这类知识的人比较少，就开始拍一些医患互动的视频，让大众了解精神病患者在院的生活、治疗情况。”张善龙介绍，视频里面的参与者有医生护士，也有封闭病房区里的重症病人。“轻症病人大多数是学生，主要是患抑郁症、焦虑症和一些其他的轻症。”而重症病人的病症则多为双向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躁狂、重度抑郁症……治疗过程中的他们，在镜头前和正常人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
“隐形”的疾病
荣伟说，有些人觉察出自己精神有些不对劲，第一选择是到综合医院的神经内科和心理科，而不是到精神专科医院。“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有病，实在是没办法了，在综合医院治疗没效果后，才会选择来到精神病院求医。另外，很多患者家属，考虑到患者名声、读书、工作、结婚等种种原因，大多会选择隐瞒，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但往往会耽误最佳治疗时间。”
“精神病的发病年龄多在青春期，但是很多人通过吃药控制住了。”荣伟说，恢复期的精神病患者需要经历维持期和巩固期等阶段，门诊治疗和住院治疗的两三个月只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康复期的家庭配合。“特别是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需要家里人的关注和照顾。”
门诊里有个36岁的男性发病期患者，被自己的妻子带来医院，当医生建议住院治疗时，他的妻子犹豫了一会说：“先在家里吃吃药，不行的话再住院吧。”面对这种情况，荣伟无可奈何：“总不能逼着人家住院。”
还有很多人在婚前就患有精神疾病，但“看不出来有病，只是别人会觉得这个人脾气不好”。荣伟回忆，有一个躁狂症的女性病人，兴奋、话多、见人热情、爱打扮、乱花钱……“说话颠三倒四，夸大自己，见人热情。”如果初次见面，会觉得没什么问题，再谈下去，“她能把自己夸大到你想象不到的程度”。荣伟说，最后经过诊断发现是精神疾病。
上门请患者来治疗
这所县城的精神病院里，来就医的精神病患者多来自农村。“越治病家里越穷”，荣伟说，精神病人给家庭带来了双重压力，“这些人在家中没有劳动能力，另外还需要有一个家庭成员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张善龙常与同事们一起去乡下调研，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患者。医院宣传科负责剪辑视频的是一位90后，他拍过一个短片，讲的是他们上门救助精神分裂患者李梅（化名）的故事。
李梅，已婚，丈夫有视力残疾，二人育有一儿一女。一家四口住在曹县农村的一处平房里，距离单县县城30公里左右。单县精神康复医院联合当地民政部门给这家人买了米面粮油，送去了慰问金并给孩子买了新衣服。李梅得的是精神分裂症，如果任由病情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听闻医院免费为妻子进行治疗，李梅的丈夫双手合十，连声道谢。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李梅的饮食和精神状态明显好转。视频里，她身着粉色条纹的病号服，头发扎了一个马尾，坐在桌前吃饭。一眼望去，与正常人无异。
重返社会
在这所医院里，心理或精神有问题的患者，被分为轻症和重症两类。轻症的儿童、青少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和老年患者住在心理康复病区，可以有家属陪护治疗。而重症的患者则住在重症封闭治疗病区，不允许家属陪护治疗。正常情况下，单县精神康复医院允许家属每个月探视一次，疫情期间，家属通过微信视频跟患者见面。
“住院最久的，大概十几年了吧。”他十几年前被家人送到医院里。头几年还会来看望，后来便没了动静。等到医院通知可以出院了，家里人的电话却一个都打不通了。
对于这些“无人认养”的康复期患者，张善龙说，他们只能给家属做各种工作，告诉家属他们的监护义务和法律责任，通过一次次的沟通，让家属改变观念，让患者重回家庭和社会。
而很多患者康复出院后，尽管回归到家庭和社会中，却由于从事不了复杂的工作或者长期接受治疗与社会脱节而导致不能被社会所接纳。
“在这种心理压力下，康复期的患者很容易再次犯病。”单县康复精神医院院长尹奕富告诉记者，为了改善康复期患者出院后的生活状态，目前医院的东院区正在装修改造，计划年后将东院区所在地打造成为康复患者就业中心，给康复期的患者提供一个就业平台。临近年底，东院区所在地的外部装修现已完成，年后将进行内部装修。
“我们期盼着，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患者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或者产品的打包工作，这样既可以让康复期的患者在家门口就业，也可以解决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 尹奕富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