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芳自小说创作之初，就展现出不俗的创作能力，其作品先后在《北京文学》《中国作家》《十月》《上海文学》《收获》等多家刊物发表，两度获得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常芳善于在作品中捕捉现代人的危机，呈现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的矛盾，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笔触揭露问题的本质。在她的作品中，残忍的现实与善意的关怀并存，在揭示生活残酷的同时也饱含希望的光芒。
理想倾向决定作品高度
常芳早期的创作主要集中在诗歌方向，中学毕业时就有多首诗歌发布见报，这也给了她许多鼓励。2005年，常芳创作方向转向了小说，她认为不同的文体表达空间会有所不同。在对世界的认识有新的价值判断后，她渐渐觉得诗歌虽尖锐，但承载的空间有限，而小说的表达可以更加浑厚与波澜壮阔。
“我的小说一直关注两类人，一是所谓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们；一是普通的百姓，这其中包括农民、市民和城市里的外来务工者。”常芳说。虽然底层小人物无关国家命运、时代风云，但他们与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他们的悲愁与欢喜也都是时代的见证。由于社会、制度、物质等外在条件束缚，人在生活中难以实现真正的自由，但心灵却时刻需要真正的自由，“我想写出不自由的人的自由的心灵渴望，写出人的艰难的自我拯救。”
在写作态度上，常芳坚持以严肃的方式进行创作，她认为作家的理想倾向是其境界和高度的体现，“一部优秀的作品需要给时代以启示，给人生以光亮。”常芳说，创作该道德在前，文章在后，道德是根本，文章是枝节，作家的道德使命决定了其作品的高度，“如果一个作家书写的作品仅是自我迷恋的呓语，对世人没有任何启发与帮助，对现实中的人没有任何关怀与鼓励，即使卷帙浩繁也没有意义。”
在城市与乡村间寻求平衡
在乡土小说《爱情史》中，常芳直书20世纪乡土中国的种种困惑；《一个人站在高高的云端》《告诉我哪儿是北》等作品中，不只写出了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也表现出人与城市、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之间不可调和的复杂关系。常芳认为，土地的力量是强大且有力的。
在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对土地的认识处在前所未有的矛盾中，一方面离不开土地，一方面又因为对更富裕生活的追求，拼命想逃离土地。“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中，土地的命运，即是人的命运。反过来也如此，人的命运多舛，土地的命运也是多舛。当我们一步步拒绝大地的怀抱的时候，人类必然就踏上了不归之路。”常芳说。在她看来，城乡文明之间的矛盾是人为造成的，也是可以调和的。当打破城乡的制度的束缚，两种文明的鸿沟就会渐渐填平，互为倚重，最终融为一体，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人们常常默认描写乡村的小说都是乡土文学，但常芳认为，乡村小说与乡土小说是有区别的。乡土文学是一种精神的关怀，是有情味地带着回忆书写想象中的乡村，乡村小说更多是对乡村现时态的书写。因此，很多小说都应该划归到乡村小说的序列中。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乡土文学就是溪头的荠菜花，虽没有灯红酒绿的妖冶，但却颐养身心。
◎本组撰稿 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实习生 王宇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