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君超
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前者在于互通有无的包容性，后者在于既得利益的集权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代社会，向海而生，面海发展成为一种共识。如何理解海洋，理解大国博弈的本质，穿透海陆文明的冲突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从而更敏锐地洞悉文明的来路与方向，是英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兰伯特的著作《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一书带给读者的启迪与思考。
大陆国家和海权国家因其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分配方式不同，决定了未来创造出的国家内涵将形态各异。《海洋与权力》在导言部分对两种政治生态模式进行了界定，它指出大陆列强的理想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海权国家则在政治上包容、对外开放、充满活力，但它们却相对弱小。因此，海权战略的重点是为了安全和经济利益而控制海洋，并不是为了虚荣而去追求海战的胜利。海权是地中海贸易模式进化的直接结果，每一次海权转移都是海上贸易冲突争执的结果，海权始终掌握在那些拥有先进航运船只和技术的集团手中。
海权文明具有悠久的历史。据书中记载，公元前2500年，埃及人从叙利亚进口油、雪松、沥青，还有其他造船和建筑用的材料；公元前2000年前后，帆船取代了“独木舟”式的划桨船；公元前13世纪开始，新式舰船的排水量高达500吨。帆船的使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不断扩大的贸易为海权创造了条件，也开创了史前社会较高的海权文明。
海权冲突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早在公元前5世纪，三列桨座战船作为专门用于战斗的舰艇开始在罗马出现。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大流士王组织600艘三列桨座战船把两万军队送到了希腊，这就是著名的马拉松之战。彼时，我国处于春秋时期，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就是战车数量，“千乘之国”乃是大国，而海权国家的兴起也必然以舰船数量相角力。
海权催生了独特的政治制度。腓尼基城市的政治结构反映了商业海洋的目的，它们的国王可能掌握着政治上的主动权，但他们通过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与商业精英分享权力。随着航海距离越来越长，商人们需要资金为投资和进款之间的那段时间提供保障，银行业由此而生，并诞生了金融城市。雅典成为海洋帝国之后，其海权靠的是海洋控制和法庭、巡洋舰和法学家。此时的雅典，已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基本雏形。
海权竞争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存在必然联系。荷兰和英国在全球攫取利益的过程，是其海权利益扩大化的一部分。虽然海权大国已经不复存在，但海洋国家和大陆霸权之间历史悠久的竞争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海权的贸易属性导致其海军仅为贸易服务，虽然海权最终无力抵抗真正的大陆霸主，但是却引领着现代国家朝向包容，以期实现平等、自由的贸易往来。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本书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海权，强大的海军只是其海洋大陆化战略的辅助，或者说其舰队仍是为国内议程服务的，这也正是海权包容性与美国霸权的区别。
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日益鲜明，全球格局因之发生剧变之时，“海洋”的地位开始被重新思考和定义，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海洋与权力：一部新文明史》，[英]安德鲁·兰伯特/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