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李修文新作《诗来见我》出版。日前，李修文携手当代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著名导演宁浩举办新书发布会，三位经历丰富的嘉宾不仅分享了他们各自的青春记忆和人生际遇，更围绕新作与现场读者进行深入交流。◎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他把命放在那些诗里
《诗来见我》一书，大部分完成于2020年春天，最早以“诗来见我”专栏形式刊登在《当代》杂志上，后陆续在国内各大文学刊物上发表，后结集成书。
该书简介这样写到：《诗来见我》通过古典诗词叙写人生际遇，通过古今对话见证自我完成。这一次，作家以独有的风格与角度解读中国古典诗词，既保留了《山河袈裟》里对身边人与事的关切与悲悯，又对古人命运生出入心彻骨的体悟与理解，使文章兼具坚硬和饱满、悠远和贴己、苍凉和热烈的情感力度。书中，古典诗词由远走近，由古向我，由物及心，比坐在花前月下、岁月静好中读到的唐诗宋词更透彻、贴己。这份已经融进作家血液中的诗句和诗意，在“我”之命运与悲苦中的印证，亦是中国古诗千百年来不断被唱诵、记忆、感动的灵魂根本。
谈起新作，李修文表示，《诗来见我》腰封上有一句话，“是李敬泽老师帮我写的，‘他把命放在那些诗里’，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文风的话，大概这句话就是这本书的文风。‘诗来见我’这个名字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印证这句话，诗就是我们的文风。而每一个我，都是被生活塑造之后的我。我们年轻时，天然的相信好日子会不断继续，明天将无休无止，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个漫长的终点在前方等着我们，于是我们就要经过那么多的私缠、折磨，在这当中我们人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叫‘自我说服、自我评析、自我完成’。这种自我完成，有的时候不见得像各种鸡汤讲到的要成为更好的人，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更好的人。但是，在诗词中，通过对它们的阅读，让我有时候想到，大概一个更好的人，就是‘我不那么好，但我既原谅自己，原谅他人，也原谅这个世界。’”
随后，作家以唐代山水田园诗派诗人韦应物和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为例进一步阐述。他说，“王夫之推崇这样一条诗歌传统，这个诗歌传统强调的是，肯定日常人的正当生活，肯定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麻烦、苦难，以及对这些麻烦和苦难的承受，或者说是可能的超越，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中国古代诗歌乃至中国古代社会伦理的一个基本尺度。我年轻时一直特别盲目，写了一些小说，想写得更好，但很显然又写不好，跑出去做了很多别的事情，越是心有不甘，越是四处奔走。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中国诗词的好，因为那些诗词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那么一两句话等待着来指引、印证你。”
“诗来见我”亦是“诗来现我”
在《诗来见我》中，作家沿着随心而至、迎面而来的古人诗句，向着历史更深处行进，走进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等人的世界，写他们人在江湖的无奈与感叹，写他们犹在笼中的挣扎与艰辛。最终，又借用诗句这个可以照尽人平生的“镜子”，使他们从容地看穿自己，看透世间。诚如作者所说：“我所写下的不仅是我的审美对象，而是我自身命运的一部分”，这些文字足以纪念“我们性命里做不了主的一切。”
李敬泽如此评价：“读此书，便知道，古人的诗其实不在书里，在我们的命里，在我们的路上，那不是古诗，是我们心底的话水落石出。修文谈古诗，不是鉴赏不是学问，他与古人白刃相见、赤心相见，他把命放在诗里，他让那些诗句有了热血和魂魄。这哪里是谈诗，这写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人命里的江湖、心里的道路。”
导演宁浩形容李修文是位“古人”，厮守着文人的信仰，穷尽所有，成为了他想成为的样子，正所谓“人如其名，以文修身，以身修文。”
“我一直想要去诗里找见自己，在诗里寻找到自己。‘诗来见我’可以等同于实现的‘现’，‘诗来现我’。”李修文说道，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刻，总会有一句、两句见证我们的此时此刻，“与此同时，当我越来越深刻感受到这种诗词的力量之后，我也想说服自己，也想安顿自身，我特别想到诗歌里找见那种相似的命运，以此来找见我自己。”
诗句作为精神来源引领生活
新书上市，当被问及是否“想要通过作品影响更多的年轻人，引起对于中国传统审美的向往”时，李修文则称：“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已再也不是过去传统的那些最基本的词汇能够概括的生活。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麦克风、扩音器、摄像机……所有的词都不诞生于古代，如果我们还在妄图用古典化的情怀式的东西让我们去膜拜它们，这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但我想，我们的古典传统带来的那种生命力，带来的在各种关卡要害时刻的同理心，以及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获得惺惺相惜的英雄气，它作为精神来源，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有必要得以呈现的。”
那么，在当下，我们又该如何将诗词和现代人的生活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创作更多的场景引领大家？对此，李修文反问读者：“今天，诗和我们的生活融合的还少吗”，“今天，很多公园、地铁都印有古诗词，各种的古诗词新说，对古诗词进行解释的书籍可能销量也不错，所以，它从来也没有真正远离过我们的生活，它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直到今天你进入到每个家庭，家长们总还是说‘给叔叔阿姨背首诗’，它是证明一个小孩子的存在感最有力的‘武器’。包括我写这本书也是做这样的努力。但是本质上，我所希望倡导的还是像那些诗歌一样，我们要跟生活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那些人因为跟生活之间建立真正的联系，为我们的血肉之躯创造了那些虚弱的、站起来的或者倒下去的疆域，并且由此拥有过真正的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