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祖籍浙江余姚，祖上迁来济南，生于历城东流水大街。
周永年“自幼好学，过目成诵”，“少长，于书无所不窥，而又笃嗜内典”，二十岁左右已“名噪齐鲁间”。
周永年“年二十五，入泺源书院，时经学大师太仓沈起元主讲席，读永年文，激赏之。”周永年读书期间，辑得《先正读书诀》，开中国史上系统搜集整理古人读书治学理论的先河，在清代乾嘉年间广为流传，其中的科学阅读法，对今人学习仍大有裨益。
从泺源书院毕业前后，周永年与献县纪晓岚、平原董元度等，在泰山结“海岱诗社”。
后来，周永年考中进士，被征入四库全书馆办书，立下“三不朽”功勋：
其一，周永年倡行《儒藏说》，发出了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先声；
其二，周永年作为《四库全书》的重要编纂者，是乾嘉汉学的领军人物；
其三，周永年创建了中国第一家公共图书馆——藉书园，被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倡行《儒藏说》，是乾隆诏修《四库全书》的先声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周永年考中进士，在铨部候缺，不久回到济南。他在济南、北京等地呼吁，要像佛家建佛藏、道家建道藏一样，儒家也要建儒藏。他提出私书公读：“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他要“与天下万世共读之”，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
又作《儒藏条约三则》，对《儒藏说》进行补充。周永年在《与李南涧札》《复俞潜山》《与孔荭谷》和《复韩青田师》等信札中，继续阐释设立经、史、子、集四库“儒藏”的必要性，认为这是“艺林中第一要事”，而且坚信“儒藏”理想一定能实现。
果然，北京士林圈子很快就有人响应周永年《儒藏说》，好友刘音作《广儒藏说》，为之鼓呼助力，时任吏部主事的王昶、周永年的同年进士鲁九皋等，也都纷纷声援《儒藏说》。
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当时正在北京，前去拜访，“未得见”。章学诚随后离京，做了安徽学政朱筠的幕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正月，在章学诚建议下，朱筠奏请辑佚《永乐大典》，直接推动了四库全书馆的设立。
是年二月初六，四库全书馆开馆。闰三月十一日，纪晓岚奏请周永年、邵晋涵、戴震等“五征君”进京办理《四库全书》。
周永年为编修《四库全书》做出巨大贡献，并推重古文派，让“桐城派”名扬天下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周永年晋京办书，先任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分任《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编纂，后被钦赐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继而升任翰林院检讨。1775年四月二十八日，特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充四库全书纂修馆纂修兼分校官。
短短两年，周永年被火线提拔，缘于他在辑佚《永乐大典》、编修《四库全书》工作中的突出表现。
周永年工作一丝不苟，经常和同事们“固执以争”，很多同事干脆把分内的活也委托给他，以至于周永年揽下的工作越来越多。
周永年最后“目尽九千巨册，计卷一万八千有余”，几乎以一人之力，将《永乐大典》通校了一遍，辑出宋刘敞《公是集》、刘攽《公非集》、苏过《斜川集》等十余种重要文献。
周永年在四库馆期间，还向朝廷进献了大量珍贵书籍。
周永年与同馆的纪晓岚、戴震、邵晋涵等，都是以标榜汉学为主的考据学派大师，他们主张考据学是科学的方法和精神，共同把乾嘉学术推向了历史高峰。
当时，馆中出现了汉宋学术之争。汉学家们批判姚鼐等所持程朱理学并非儒家正传，姚鼐最终被逼出走。周永年、程晋芳对姚鼐最为包容，还十分推重他的古文。1777年五月五日，周永年携手程晋芳在姚鼐恩师刘大櫆八十寿辰上，直接褒奖其文：“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桐城派”从此开宗立派，威名远播矣！
周永年践行藉书园，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创议人
周永年从小“于衣服、饮食、声色、玩好一不问，但喜买书”。
1769年春，周永年刚认识桂馥时，就已积书五万卷。于此前后，周永年主修或参修了《泰安府志》《历城县志》《济宁直隶州志》及《东昌府志》等地方志，他甲于山左的丰富藏书，是他纂修山东地方史志的强大资料库。后来，周永年通过聘请专人在北京琉璃厂等地广泛采购稀有书籍，又利用从四库馆借书回家校理的便利条件，终于积书十万卷，并编写了《藉书目录》，成为国内藏书家中的佼佼者。
1769年前后，周永年以《儒藏说》为理论指导，落地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藉书园。先在青州、泰山、莱芜等多地选址，最后与桂馥在济南创办了藉书园，“聚古今书籍十万卷，供人阅览传抄，以广流传。”《清史稿·周永年列传》和《济南府志·桂馥》，都明确记载周永年成功创办了藉书园。但后世仍有学者质疑，周永年的藉书园没有实际落成，多因桂馥《周先生传》中“招致来学，苦力屈不就”一语。其实，周永年创办的藉书园，至少有四种功能：一是购书、抄书、藏书，即藏书楼的功能；二是售书，即书肆、书店的功能，所刻书多寄王相符家代为消散；三是刻书、印书，即刻书铺、出版社的功能，他刻印了张养浩、赵执信、张尔岐、戴震、惠栋、王苹、张元等先贤遗作；四是通过交换图书目录等方式向外借书，即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周永年的藉书园，实为当时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章学诚《周书昌别传》中，对藉书园“文化综合体”的多种功能都有记载。
藏书楼、书肆、刻书铺的功能在当时并不新鲜，但“与天下万世共读之”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却是“天一阁、传是楼、述古堂诸家”江南藏书楼和众多书肆、刻书铺都做不到的， 周永年把他的藏书楼命名为“藉书园”，章学诚和他相识即在周永年的“‘藉书’之园”，周永年特别强调“藉者，借也” ，明确告诉世人，他的藏书是可以向外借的。他在北京期间，甚至一度以“贷园”为号，“贷”也是借的意思。当时从北京藉书园借到书的学者很多，有案可查的名人就有孔继涵、李文藻及万斯同的后人等。周永年把私人藏书“广之于天下”，这是“周永年所设想的一幅公共图书馆的蓝图”，周永年“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被后人誉为“中国公共图书馆之父”。
周永年不止于把藉书园办成公共图书馆，他和桂馥还要“招致来学”，就是开学院、办教育，最后“苦力屈不就”。桂馥在《周先生传》结尾论曰：“使先生讲授藉书园中，当有一二后起者，顾吞志以殁，惜哉！”这也从侧面印证出，藉书园成功实现了藏书楼、书肆、刻书铺及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只是办教育的理想没有实现而已。
周永年和桂馥的藉书园落地在五龙潭畔，矗立在由贤清园改建的朗园之中。
清代中后叶，济南名士游朗园，提及藉书园或藏书楼的作品很多。如周乐《同王秋桥游朗园有作》：“径曲杂花护，楼高万卷存。”原注：“书昌太史有藉书园，藏十万卷。”王德容《游朗园》：“朗园数亩纳泉流，万卷书藏百尺楼。”又《孟秋廿二周子完邀集朗园》：“区擅七桥胜，架藏千帙宜。”杨致祺《过朗园赠周生》：“美酒从君设，奇书任我搜。”等等。
济南市图书馆旧馆（中山公园北门附近）曾为周永年塑造了半身青铜像，塑像至今犹存，其基座前铭牌上记道：“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历城（今济南市）人。清代学者，藏书家。我国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创议人，创建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藉书园。”
1791年七月，周永年逝于济南城西东流水朗园（今五龙潭公园李家池子附近）。今年是周永年逝世230周年，谨以此文，提醒和我一样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们，不要忘记二百多年前，这座城市曾养育了一代旷世大儒——周永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