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95后杭漂女孩洛洛自杀后，父母索赔41万为弟弟买房”的新闻登上热搜，杭州现实版“樊胜美”的遭遇引发全网热议。无独有偶，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新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书中，作家以他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两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
日前，梁晓声携新作与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评论家李敬泽来到线上，共话创作背后以及人与“命”的故事。◎山东商报·速豹新闻网记者 朱德蒙
讲述两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是梁晓声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的首部长篇小说，堪称“《人世间》2.0版”。作家以20余万字的体量，讲述了两位年轻人的奋斗故事。主人公“我”是一位80后，出生在贵州山区，因是女孩儿被父母遗弃，不料却因祸得福，从农家到了知识分子家庭。原生家庭的改变，让她的命运走向变得复杂起来。
长大后，“我”无法承受养母去世、养父要再婚、亲姐姐、姐夫接二连三的亲情“胁迫”，从大学退学，到深圳摸爬滚打，却无意中成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见证了各种令人啼笑皆非的传奇。
在深圳，“我”找到了爱情，收获了友情，感悟到了亲情，然而，命运却要“我”交出不到40岁的生命……与此同时，原生家庭的亲情绑架从未停止，生活在底层的亲人对她提出各种要求，她固然也愤怒无奈，但却总是不能袖手旁观，血缘带来的责任让她把自己变成了“责任天使”。
谈起新作，在梁晓声看来，年轻人也与父辈一样，承担着家庭的责任、自我成长的责任，乃至社会的责任。所以，“我和我的命，也是我和我的责任，我和我的勇气。”而这种基于家庭伦理和亲情伦理的现实关怀，被李敬泽命名为“伦理现实主义”，他认为，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少有的，致力于书写平民的正道沧桑的作家，梁晓声的“正道”扎根于中国的伦理，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和时代变迁。而创作至今，梁晓声在书写知青生活的时候，在写下思考社会阶层变化的时候，总是会思考“社会对人的要求、时代对人的改变、困难对人的考验”，同时，也总是在呈现“人对这些要求、改变和考验的回应”。
“多年前，我曾写过一部名为《扫描中国女性》的作品。记得其中有两句话，‘如果有上苍的话，给我的感觉是，它似乎有意识的、分批次的让某些贫困的家庭选送责任的种子，当这些子女们长大之后成为这个家庭的责任成员，他们能撑起那样一些贫困家庭的屋顶。’书中的这些人物在现实中应该是70一代，但我觉得80一代也有，我也确实感觉到有些80一代现在也进入到‘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中，有些可能家庭条件好一些，他们相对轻松一些，但有些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农村来的，我们能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压力。”梁晓声补充，文学画廊中应该有这样一些人物的形象，“她们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结，我现在写作常常是还心结的过程。”
人有“三命”，构成了“人和生命”的关系
在新作《我和我的命》中，梁晓声通过主人公之口，表达了对社会、命运和“活着”的看法。他认为，人有“三命”，“第一，是原命，即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或男或女，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包括性格、智商等，这些都是不可选择的；第二，是后天命，即个人对自己的要求，个人想要成为的那个目标，这些是可以经过后天努力，大多数人可以接近或达成部分愿望的。如果达成不了怎么办？我觉得人还有第三种命，这是文化赋予我们的。它是指一种自信，即适时的放弃、调整人生的向度等，它也是一种理性的思考。这三种合在一起，构成了人和生命的关系。”
此外，书中，作者借用人物命运不断向读者发问：你信命吗？原生家庭是“命”吗？血缘亲情是“命”吗？你相信奋斗能够改变命运吗？个人奋斗到底是为了成功，还是为了每天都过得充实？大千世界中，漂泊人世间，我们该怎么安放自己，才叫与命运和解？如果注定一生平凡，我们该怎么办？
尤其针对当下青年人，梁晓声真诚建议，如果是在校学子，希望大家在专业之后选择一个副专业，因为未来的就业有时可能与你的专业并不十分对口，“所以，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多一份准备。此外，如果你是考到技校或没有进入大学，已开始自己解决生活的年轻人，那么，我个人觉得，要相信‘行行出状元’，要坚持工匠精神。第三，有些青年可能家里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这时社会功能要兜底，而且要兜牢，不能让他们因为家庭状况被压得喘不过气。”
“年轻人不要太焦虑，要密切关注社会新的增长点，使自己在能力方面多一点、再多一点，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然后达成优秀一点、再优秀一点。”梁晓声表示。
文学的意义在于促进人的净化、再净化
除了责任和社会关系，小说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就是女性成长话题。小说中的几位女性，都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尤其在深圳，商业的冲击和诱惑，容易让女性迷失。小说中就写到了出卖身体换取生存的女性，她们向自己的“天命”投降，而命运也并没有因此厚待她们……
相对的，书中也写了几位有责任感的女性的成长。她们自尊自强，承担着家庭的责任，同时，也相信勤劳、善良、正直的力量。在生活一再想要扭曲她们的时候，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尊严的力量。梁晓声借此不断提醒新时代的女性：“无论女性在家庭成长和社会成长中遇到什么障碍，都不要忘了自己的尊严，不要忘了责任。”
从写知青小说开始，梁晓声是行动派，是奋斗派，也是冷静派。他总是在小说中写普通人与时代的关系，也总是能够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变迁中为“人”的尊严刻下最伟岸的身影，从这个角度讲，他像是一位“启蒙主义者”“人道主义者”。
该书责编曾表示，在人世间活着的我们，需要和自己相依为命。人与生活，人与人之间，需要做到一种平衡。梁晓声表示，自己对文学有一个理念，即在写小说的时候一定是进入情节的，是感性的，包括细节等，“当然，我在考虑‘文学是什么’的时候，我有时也会比较理性。我经常想到罗丹当年雕塑的那个人马雕像。人马是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它有时脾气非常暴躁，我们说的自我就是人马式的自我，六亲不认，独往独来，但不是独行侠，因为它身上没有侠气。我们看罗丹的人马雕像，为人的上半身正在竭尽全力的，也是痛苦的扭动着，想要从马的躯体中挣脱出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类在文化的影响下，如何净化的一种固态瞬间。我总在想，文学的最大意义也许和文化一样，正是促进人类净化、再净化，但我们的肢体、样貌已没有净化的空间了，所以这就可能是在我们的心性上、我们的标准上，还有这个空间。”
“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这些年来，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作家梁晓声迎难而上，保持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善好的想象。所以，对我们的时代而言，这是一本宝贵的书。”对此，李敬泽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