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卫工佩戴智能手表监测定位，停留20分钟就自动报警”“环卫工用高压水枪打黄叶，只因领导要求看不见一片树叶”“地上出现一个烟头扣除环卫工7元”……近年来，全国各地针对环卫工人推出的各类雷人考核标准层出不穷，甚至更有愈演愈烈之势。深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在捣鬼。
据纵相新闻等报道，“扫灰称重”考核办法始自宁夏中卫市，当地在2012年11月1日起实施的环卫深度清洁管理办法规定，“每个责任区地面尘土，人工清扫每平方米不得超过25克，机械洗扫每平方米不得超过15克”。自此，全国一批城市纷纷开始效仿。
2015年，河南郑州市也出台“以克论净”的考核方式，具体操作为：一般以大路为主每条路三个地点，以大约1平方米的方框为准，扫框内所有灰尘和小石子之类，把它扫到天平秤上，测试它的重量，每平米规定是不超过10克。
而本次事件也早已不是西安第一次因为环卫考核规定而引发争议。2018年，西安鱼化寨环卫工人张女士一个月被扣900多元的工资，只因路面发现一个烟头就要被罚1元。据张女士透露，在之前一次会议上，街道办事处称年内要罚够18万元。但相关负责人否认这一说法，表示罚的钱用来奖励，但目前环卫工暂未有奖励情况。针对此事，雁塔区成立了调查组。调查发现，报道中提到的一个烟头罚一元的情况属实。调查组通报：下一步将改进工作措施，立即叫停现行考核管理办法。“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凭空上项目……”谈及一系列针对环卫工人的奇葩雷人考核办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认为，类似的政策和决定，浪费国家财力物力，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有的甚至会侵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对此，腾讯评论认为，各地政府想要改变环境状况、保持良好市容市貌的迫切心理可以理解。但任何事情都要有的放矢。城市污染的成因有很多，但不可能也绝不会是路面灰尘，充其量也只能作为污染带来的结果，通过“扫灰称重”的考核办法来维护城市环境，让人啼笑皆非。
另一方面，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对污染的鉴定与监察制度必须考虑普通人的切身利益，无可争议，但如果这项政策只照顾了公共利益，却极大地增加了一部分群体的工作负担和风险，那么它的初衷和可行性都有待商榷。“每平米路面灰尘重量少于10克，不达标就要受到处罚”，这对原本就处于经济底层、工作负担就很重的环卫工群体是否过于苛刻？为完成城市环境治理任务，拿部分环卫工群体利益为代价，也歪曲了城市治理的意义。
东方网东方评论亦指出，环境治理本无错，但如何改善以及如何评估是一个需要多方面配合审视的复杂过程。如果将环境问题一概归咎于环卫工人不认真，用“N克灰尘”“N只苍蝇”这种考核方式来评估环境，无疑是形式主义的“懒政”。在这里也给有关部门提个醒，今后打算出台环卫工考核政策前，应先考虑考虑政策出台的后果和可行性，不然不仅有失公允，最后还会徒增笑柄。
其实，“扫灰称重”“以克论净”等政策无不是政策制定者脱离社会实际、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个缩影，其背后所折射出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顽疾难除”更应当成为全社会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各地纪委监委查处通报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案例中，不乏“拍脑袋”决策的典型。
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纪委监委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恰哈乡干吉萨依村6户群众，在不符合享受安居富民房屋政策的情况下拿到了建房名额。经调查，2019年6月，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力坤·麦提库尔班既没有进行走访摸底，也没有召开村“两委”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研究，而是凭自己主观意向，将名额随意分配给不符合享受条件的村民。
今年4月底，陕西省纪委监委通报，2018年3月，时任耀州区委常委、副区长的吴阳在负责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工作期间，前期调查工作不深入，未认真研究制定购置工作方案，未做充分论证分析，违规将某棚户区改造安置项目用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最终，多力坤·麦提库尔班、吴阳均分别受到了相应处分。
今年4月，中办印发《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要求“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始终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强调“政策执行中要注意听取基层干部群众反映，了解具体落实情况，适时调整完善”。
“领导干部在作出决策前要多方了解群众所思所想，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尤其是要多听不同甚至反对的声音，遇事多和群众商量，找到民心的最大公约数，让决策建立在群众需要、群众满意、群众拥护的基础之上。”杜治洲认为，领导干部还要适应互联网时代的要求，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多到网络上听听“刺耳的声音”，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