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继2009年出版《我与父辈》之后，暌违10年之久，阎连科新作《她们》终于与读者见面。《她们》是阎连科书写家乡女性的长篇散文。新书上市，作家亲写长序“十年的等待”，并通过出版社向读者动情推荐。山东商报·速豹新闻记者朱德蒙
有些写作是年年不忘的等待
阎连科，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客座教授。其作品被翻译成近30种语言，在世界各地被广泛阅读和传播。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重要奖项，也是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个获得卡夫卡文学奖的亚洲人，被誉为莫言之后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之
一。
继2009出版《我与父辈》10年之后，阎连科于今年推出全新长篇散文《她们》。书中，作家通过描述自己家族的女性命运，窥见几代中国女性的生活经验和人生境遇。这里，不仅有母亲、姑姑们等母辈的人生故事，也同辈姐姐、嫂子们的生活，以及与孙女辈的点滴相处。提起《她们》的创作，阎连科在新书序言中坦言：“写一本薄薄的散文，需要10年的等待，这是一种微笑的隐痛。”原来，在写完《我与父辈》后，出版界的朋友曾希望他就高趁热，再写一本关于家族女性的书。但大作家并不想把家族中的女性写成父辈一样的人，因为“她们在那一片屋檐下，在那些院落土地上，在时代的缝隙尘埃间，说笑、哭泣、婚嫁、生子并终老，然后她们的女儿又沿着她们走过的路，或者找寻着自己的却也是众多‘她人’的路，期冀、欲望和奔波，发达或坠落，沉沦或疯狂，呼唤或沉默。……我无法明白她们到底是因为女人才算做了人，还是因为之所以是着人，也才是了如此这般的女人。命运于她们，既是一块放开的阔地，又是一羁逃不开的囚池。她们是和所有男人一样的人。她们也是和所有男人不一样的人。关于父辈和我和别的男人们，我似乎是清晰知道的。关于母辈和姐姐、妻子、嫂子及表姐、表妹们，还有这之外的‘她们’，我似乎熟悉却又陌生着。”
所以，无从知也就无从写，厘不清也就等待着。这一等，就等了10年。
一部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创作
直到有一天，阎连科突然明白了，那些他所熟悉的“她们”，与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度里所有的“她们”并无本质不同，她们都是一样裹挟在这个时代里，开始了自己的人生和营生。于是，10年念念不忘的等待和煎熬，终于落笔成文。
阎连科说，千万不要把《她们》理解为他的一部自传小说，甚至也不要理解为他的“非虚构”写作，“我认为非虚构写作，应该更偏重与人类和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历史事件，但散文，则更偏重个人情感化和内心化。简言之，散文更多的是面对个人的世界，非虚构更多的是面对他人的世界。《她们》我是当作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散文去写的。同样，什么样的家庭，是原生、非原生抑或其他什么样式，对作家的成长和写作都会构成一种影响。莫泊桑从小父母感情不和而分居，他一直跟着母亲成长并接受教育，之后成为了我们今天认识的莫泊桑。普鲁斯特家境很好，但他是一个极度敏感脆弱的人，幸运的是，他的母亲给了他无边而细腻的爱。弗兰纳里·奥康纳16岁时父亲死于红斑狼疮，使她的人生极度痛苦和艰辛，因此她成为了特别能面对丑恶、黑暗的写作者。……家庭不是作家成长的土壤，但什么样的家庭对于作家成为什么样的作家，几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书中，作家写《母亲》一篇：小时候，觉得母亲语言罕寡，句句真理；中年后，觉得她说话更少，重在木讷了。到现在，又觉得母亲口才甚好，自立逻辑，并且表达任何物事和理道，都有自成一派的言说风格和思维方式存在着。原来所谓的人生，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与过程。……字里行间，是一位儿子与母亲的牵绊和依赖。“车轮滚滚，人生如流。从书中，我们可以看见生命的延续与岁月的变迁。”关于《她们》，该书责编指出。
有意思的是，除了写母亲、妻子等“她们”，阎连科也提到了他的“相亲对象”，而相比与妻子话婚姻和生活的略微的小唠叨，写相亲对象时，作家就轻松活泼了许多。他说：恋爱如盛开在那个季节中的泡桐花，美得宛若一场尴尬而壮观的笑。
对此，阎连科表示，作家的自省，正是一种坦诚和真实，“我们无论做文还是做人，一定都希望和实在人待在一起。和实在人一起心里踏实。表现在写作中的实在，就是坦诚、真实、不虚伪、不做作。一句话，写作敢于面对某种真实，就是一种自省。所有敢于面对真实的作品，一定是敢于自省的作品。我不能说我的作品多么自省，但我确实在写作过程中，是真实的、实在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尤其是在散文和非虚构这样的写作。”
借此思考地域和时代的文化差别
文学史上，一直不乏对于女性的书写，作家们通过描写女性的形象、书写女性的命运，来反映特定时代下女性的生存境况和思想转变，并以此洞悉一系列社会问题，反映一个时代生活的真相。“
《她们》是写了几代的女性，但一定要记住，它是写了那块土地上的几代女性，是那种文化上的几代女性的命运和很简单的思考。那块土地上的女性，当然，也是中国女性的参照和缩影，但中国太大了，南北文化的差别、城乡文化的差别，沿海地区和南北方文化的差别，内陆地区和边境地区文化的差别，还有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别。这些文化的差别，也决定着女性的差别。我所幸运的是，我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原地区，这儿的文化在中国有一定代表性，所有这块土地上的女性，也有一定的代表性。”阎连科表示，尽管自己不能为中国女性实际做什么，但如果能对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让大家多几分理解和尊重，“那么，我这本书就有些价值了。”
时至今日，在诸多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一直是被讨论和关注的热点。对此，阎连科澄清，一定不要说他对现代性别理论有贡献，“在第六章的开篇我就说，一定不要把这一章当作论文看，一定要当作散文、随笔读。当然，如果‘第三性——女性之她性’，能引起对现代性别关注的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关注，我会感到欣慰，非常开心。同时，如果散文、随笔有了某种‘理论’功效，那么散文和随笔，作为文学体裁也算拓宽了固有散文的僵界。在散文僵界的拓宽上讨论《她们》，我会比较踏实。如果说拓宽了现代性别的理论，我会很不安、很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