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朋友圈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清之前的皇帝通常用庙号或谥号称呼，例如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而明清皇帝习惯用年号称呼，比如洪武皇帝朱元璋、万历皇帝朱翊钧、乾隆皇帝弘历等。要弄清这种现象，只要梳理一下庙号、谥号和年号的关系，就能明白其中的奥秘。
商朝讲究祭祀和敬拜，建设专门的家庙，追加庙号，供奉先王。周朝继承了商朝的谥号制度，废止了庙号制度。秦朝因庙号和谥号的追加，必定造成“子议父、臣议君”的局面，因此双双废止，庙号制度一度中断了数百年。汉朝建立后，重启了庙号制度，从此成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延续到了清末。
庙号有褒贬之分，举例来说，褒义的有世祖、圣祖、成祖等，代表有承上启下之功，有仁宗、孝宗、睿宗等，说明是仁爱孝顺的贤君，贬义的庙号有肃宗是指中兴未成之主，高宗是由盛转衰的君主。
庙号和谥号有交集，也有差异。两者都是历史人物死后，统治集团对其一生所作所为，给予一定评价意义的称号，对历史人物进行高度概括。此外，两者同样包含了褒、贬和同情的成分。与庙号不同，谥号的应用范围更大，皇帝、妃嫔、诸侯、大臣以及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等都能得到谥号，例如岳飞的谥号是忠武，乾隆帝嫡妃富察氏谥号孝贤纯皇后。
与庙号和谥号不同，年号是封建社会用来纪年的名号。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宣布以年号纪年，目的是以年号记录君主的在位年长，首个年号是建元，此后逐步制度化。由于年号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建元成为帝王开国的重要象征。
明清之前的历任帝王，对待年号相当任性，凡是天降祥瑞或国家发生重大事件，就会更改年号，此举与汉武帝的初衷背道而驰。明清帝王基本是一帝一元，既通俗易记，又体现时间顺序，因此，用年号称呼明清皇帝成为习惯，其中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堡之变”前的年号是“正统”，夺门之变后，他复辟成功，再次登基，改元“天顺”，是明清皇帝中唯一拥有两个年号的皇帝。
历史上的年号超过了500个，常见的年号通常有两至四个字组成，例如汉武帝的元狩、王莽的始建国、宋真宗的大中祥符等。字数最长的年号是西夏皇帝李元昊使用的“天授理法延祚”，历时十年，以及他孙子惠宗李秉常的年号“天赐礼盛国庆”，为期六年。
史上最牛的“年号达人”要数唐高宗李治和武周女皇武则天这对夫妻了，前者拥有14个年号，后者也用了14个年号，外加4个临朝称制的年号，在21年间用了18个年号。而梁武帝萧衍共有七个年号，其中的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有同花顺的感觉。
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不是康熙，而是崇祯，公元1628年，明思宗朱由检开始使用崇祯年号。他煤山自缢后，朝鲜感念明朝助其抗倭的恩德，不但收容明朝遗民，还沿用崇祯年号，直至清末，前后历时265年。
庙号、谥号和年号作用不同，地位不一，是封建帝制的产物，代表了王者至上的礼教，体现了威严神圣的制度，蕴含了内容丰富的文化。随着封建社会的结束，庙号、谥号和年号也随之而去，成为中国古代的国粹，如今回味，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