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口味最好杂一点，耳音要好一些，能多听懂几种方言。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著名作家汪曾祺，不知道他的《受戒》《大淖记事》等名篇和他笔下的小和尚明海。
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100周年诞辰纪念日。近日，各界人士纷纷留言纪念这位“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日前，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汪朗也走进直播间，与全世界读者们一起纪念父亲汪曾祺。山东商报·速豹新闻记者朱德蒙
被闻一多点赞 被朱自清和沈从文批了
汪曾祺（1920年-1997年），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生涯历经半个世纪，跨越两个时代。他前承五四新文化传统、师从沈从文，后启寻根文学回归民族传统的思潮，他的创作，小说、散文、戏剧、文论、新旧体诗等诸体兼备，皆取得很高艺术成就，堪称文体家；又兼及书画，多有题跋，以博雅名世。他的作品，深受中外读者喜爱，也是文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对象。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因病逝世，享年77岁。
直播一开始，汪朗用“我们家的老头儿汪曾祺”形容自己的父亲，他说，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家老头儿的一些情况”。“题目就是汪曾祺的随和和固执，也可以说是从《汪曾祺全集》看汪曾祺的‘劣迹’。这个劣迹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因为确实是他做的一些按照现行标准来看不太‘正面’的事情，但也是一些挺好玩的事，比如他上大学时当枪手，被闻一多先生发现了；还有，也是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卖弄文采，被沈从文先生批了等。”
汪朗介绍，1939年，汪曾祺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时中文系名教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沈从文、王力（《古代汉语》作者）等等。大学期间，汪曾祺可能学习较随意，喜欢听的课就多听一点，不喜欢听的课就逃课去干点别的。“所以很难用现在通行的定义来描述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学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所谓的学霸，但另一方面就是学渣了。也因此，有些老师喜欢他，觉得他很有才气，有些老师则看不上他，觉得不好好听老师的课。这其中，他不爱听的课之一就是朱自清先生的课。据他说，朱先生讲课非常认真，一板一眼，每次准备很多卡片且讲得非常仔细。他不喜欢这种讲课风格，所以经常逃课。毕业后找不着工作，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想把他推荐给朱先生当助教，结果朱先生一口回绝。理由很简单，‘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听，怎么能给我当助教呢？’这时候老头儿才知道，老师是不可以随便得罪的。”
“但也有很多老师喜欢他，觉得他有才气。比如闻一多先生，所以他对闻一多先生的印象就挺好，也写过一些回忆文章。闻先生上课讲了什么他印象不是很深，但有一点总跟我们说，‘闻先生上课的时候是可以抽烟的。上课后，自己先掏出烟给在座的学生敬烟。大家看到先生在场，谁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抽烟，等闻先生自己把烟点起来，下边这些抽烟的也都一个一个地掏出来，在那吞云吐雾。’现场抽烟的，就有汪曾祺。”
此外，汪朗称，等汪曾祺毕业后，有个学弟叫杨毓珉，因为排戏忙没顾得上闻一多先生的作业，所以请师哥帮忙代写。结果闻先生看后称赞“文章写得非常好，比汪曾祺还好”。后来这个同学有点不好意思，既然让闻先生发现了，就坦白这篇就是汪曾祺替写。闻先生较大度，因为好歹也是一篇文章，就让他毕业了，只是没给特别高的分，大概七八十分吧。
汪曾祺还曾多次写过回忆沈从文先生的文章，而且非常得意地说自己不仅是沈从文的入室弟子，还是得意高足，“这都是事实。有一点他不好意思说。有次，沈先生的文学创作课让学生写作品，满分是100分，但沈先生给了他120分，所以他很得意。这是他悄悄跟我们说过的，他在文章里不好意思写出来。当然，沈先生有些时候也批他。有次他写了一篇小说，全篇全用对话，沈先生看后给他的评价说，你写的不是小说，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从此他明白了，小说中的对话要符合人物性格和经历，不是作者显示自己聪明的地方。”汪朗回忆。
对文学作品的固执和对家人的随和
2019年1月，《汪曾祺全集》 出版，收录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学术界评价汪曾祺小说充溢“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更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
“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的人，都说他随和。有时候还经常抖点小机灵，逗大家哈哈一笑。”汪朗表示：“我们家从来不是严父慈母，而是慈父严母。由于他脾气较好，所以在家里往往被呼来喝去，家庭地位也不高。刚结婚的时候是二把手，有了孩子后就是三把手、四把手、五把手，到有了孙女、外孙女，他就成了六把手、七把手。我们家没养猫和狗，要不然他还得往后排。他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他都乐呵呵地答应，好像这个‘老头儿’就是叫他的，他就该叫老头儿。后来他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法，这就是好多人都熟悉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孙女和外孙女不只管汪曾祺叫老头儿，还经常给祖父上课，指点文章。某次，孙女汪慧就说过“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当时，孙女上小学四五年级，老师让从文学作品里找点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于是她就找了爷爷的书，结果一个名言警句也没找着，于是很生气。“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儿多得很，才气纵横，你看着都费劲，但慢慢地，他越写越简单，越写越朴素，这也跟他对于文学和文字的理解不断加深有关，所以花花词越来越少，文章反而变得更有味道，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我们家老头儿的一种文学追求。”汪朗解释。
在一般事情上随和，但有时候也很固执，这主要表现在对文学创作上，“60岁以后他在文坛上有些影响，于是也给人写一些评论，但他写书评、序言有一条原则：绝对不添油加醋，绝对不会把他看不上的地方说成优点。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甭管是谁写的，他都不会说一个好话。”汪朗说。
对自己的作品，汪曾祺也十分固执，往往是想透了再动笔，轻易不进行修改，而汪曾祺写作上“抠字眼儿”，很大程度来自于沈从文的一句教诲：贴到人物写。汪曾祺曾说：“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于人物，比如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世界。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不能用写大学生感觉的秋天来写农民眼里的秋天。”
不过有时候，这份固执也没法坚持到底，汪朗回忆，因为家里没有搞文学创作的，但汪曾祺经常写完文章后给家人看一看，做一个审读。从文学上提不出什么意见，大家于是就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挑刺。比如小小说《陈小手》，写一位男性产科医生，母亲就因为他不使用器械接生觉得不符合科学，所以汪曾祺只能很不情愿地在文章中加了一个括号“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现在每次我看《陈小手》 文章里的这个括号就想笑，好端端的一篇文学作品，差点让我们这些外行改成了科普文章。”
最后，汪朗表示：“老头儿曾写过一首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正是他的作品，特别是60岁以后作品的一个底色。”
